父亲向母亲提出了离婚，在那个叫李丽的女人被学校纪委的书记叫去谈话以后，在父亲也被学校领导委婉地“提醒”了以后，父亲就决定和母亲离婚了，反正一切都公开了，一切就简单了。
父亲再也不想放弃能够拯救他的恐惧的女人，他要再开始一次生活，全新的生活。
而把黑暗中的灯点亮的人，竟是母亲，那个极其要面子的母亲，导致了事情最后的明朗化。
走投无路的母亲想到了“组织”，母亲已经不能再沉默。
母亲不能失去父亲，那已经不是爱与不爱那样简单的事情。
母亲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家庭、丈夫、孩子就是她生活的主题，家就是她的世界，她的安乐窝，她不能想像打破这种秩序之后，自己该怎样生活，她害怕，所以她求助于“组织”。
母亲在学校纪委的办公室里，躲避着那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掩饰不住好奇和惊喜并张扬着同情的眼神，哭诉着自己的痛苦，还是那样压抑的语气——母亲习惯性地维持着她的面子。
母亲没能挽救自己的婚姻，相反，她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她把李丽推到一个尴尬的境地，把父亲推到一个必须做出选择的位置。于是，父亲做出了选择——那选择做得比想像中更加轻松，表现得似乎从来没有爱过惠竹一样果决，他的果决让笛子看到了残酷，一种让人心彻底冰凉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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