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非典”什么时候能结束，也就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秀儿。这让我非常难过。电话和短信，不能浇灭拥抱的欲望。我们从来不提想念。没着没落的话只能招人伤心。她说家里的女佣终于回菲律宾了，可她丈夫天天在家。真讨厌。这样，电话也打得更少。联系得少，我就感到更绝望和不知所措。在我们的关系里，我不仅仅是被动，而且是尽可能地被动。不能怎样，也不知道该怎样，就只能等，但等得很心慌。
我没料到“五一”之前情形能峰回路转。她丈夫回国了。秀儿跟他说：“我妈还在北京，我得陪着她。”他竟然甩甩手就走了。
我说：“这家伙也不仗义，怎么不陪着你啊？”
秀儿说：“你还真是，他要不走，怎么能便宜了你。”
我们终于能有一段时间彻彻底底地同居了。
我跟我妈说，酒店要给“非典”医院的医生护士休息用，所以我们也不能回家了。我妈听了吓一跳，赶紧说，那你别回来了别回来了。我后来才知道，还真有酒店是干这个用的，笑了半天。
秀儿每两天去看她妈妈一次，我陪她去。她妈见了我们，只是笑，并不说什么，也不问。
我每周上三天班。剩下的时间，我们就热火朝天地搅在了一起。几乎不再出门，长时间不|穿衣服。像两个野蛮人。
秀儿说：“不对，像亚当和夏娃。”
我说：“别美化自己了。明明是一只小母猪和一只大公狗。”
秀儿说：“哈哈，狗也不大。”
我们追来跑去，我们敲敲打打，很放肆，也很快乐。像这世界再没有别的人了。
我们住的小屋，1803，如同大洪水中飘剩下的小木盆。我们颤悠悠地躲在里面，不管外面世界。“非典”最好永远也别过去。就这样吧，就这样吧。久一点，再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