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此一案，朝中百官的头脑一下子清醒起来。何谓亲政？这一句话由当初的一纸诏书到如今终于真正烙入心底。那是一国之君，一言九鼎、生杀予夺的身体力行，不再是群臣相议决定，女皇盖印的过去了。且不说闻氏绝对是女皇一手倚仗者，就是孙氏，也与女皇关系微妙。在终于认清了自身所处的局势后，朝臣开始认真思索赋敛之革的入手点。
要说租赋之弊，众人心中多少都是有些数的，这么些年一直无人来提，当然也不是因为漠视，只是革新是要以身为釁的。如果不是那一帮杀头抄家地干了一场，谁敢冒这个险来动这根本上的事？就是女皇初提时也不还阻挠重重？
饶是有前科摆在面前，朝中仍有冥顽不灵之迂朽老臣倚老卖老，直声嚷嚷“此为祖宗国法，万不可轻动”之语。当然这在举国皆动的改革风气中，已成浪花一朵，随波即逝了。
十一月初八，皇上颁下新政，诏令全国：
“今藩祸才息，戎机初切，民用不富，又值华水久旱，民生难蓄。体国之根本，惟民惟兵。养兵须藉于租赋，积粟尚烦于力役，民自耕尚不足，尤负重税，朕心实怜。今新令既出，中书门下所奏新定格式律令，已颁下中外。名州郡所在长吏，切务遵行，尽革烦苛，皆除枉滥，不得因缘征发，自务贪求，以负哀矜之旨，愆违钦恤之心。苟有故违，必当重典。今尚别诏刑部与大理寺，立法垂制，明修法令，详刑定科，传之无穷，守而勿失。”
隔四日，又一诏：
“朕应天顺时，海内更始，天下风声，何得何失？朕加意也。中书左散骑常侍岳卿之言，朕深以为善。天下之治，必当天下之贤共理。自古人心风俗，皆系于政教之得失，系于国脉甚重，然其间消息甚微。朝臣不言，且天下贤士亦多隐于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亦朕寡昧未足致贤，暴虐拒堵臣谏欤？若何贤士大夫、幼学壮行，终甘沉寥没世？天下甫治，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凡我君臣，当以忧盛危明之心，不为苟且便安之计，其于民生风俗之细，尤当时时体察，上闻朕听，整纲饬纪，正人心以正风俗，亮工熙绩，莫重于斯，期与天下贤士臣子共交勉之。今感于户部租赋之调，特诏精于算科者，于明年二月州试。四月十二着礼部开明算于五科之另。朕业已新开博学鸿儒科，望各地长吏悉荐野贤，以弼朕求贤之心。”
这二旨齐下，可谓干净利落，轻描淡写地便将租赋之法永录国典，使之传于后代万世，再无更改。这动作快得让人几乎回不过神来。直到半月后，朝局才出现了微妙的浮动，由中央到地方，渐渐扩开其影响，两种声浪慢慢交汇，渐至白炽。在这十一月的日子里，整个碧落都陷于新法的欣喜与恐慌之中，谏官冒死以谏的上疏由当初的稀声，到现在的源源不绝，而且日有高涨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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