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良栋的气愤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因为邓名用公开信对吴三桂进行羞辱，让清廷和天下的文武官吏都对吴三桂的能力产生怀疑，而且这声势一成还会对吴三桂的失败起到夸大的作用。产生这么重大的影响后，清廷不可能不追究吴三桂的罪责，以显示清廷信赏必罚的原则。对吴三桂的处罚当然会让赵良栋跟着一起倒霉，如果把吴三桂逼急了，说不定他会为了减轻罪责而把责任往赵良栋身上推。
另一方面，赵良栋很担忧云南的局面。清军遭受这个重大挫折后，人心士气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个时候吴三桂若受到责备或者降职处理的话，很容易让云南清军的失败感变得更强烈。纵观全局，赵良栋认为吴三桂这次进攻云贵的工作完成得相当出色，昆明这次的大乱固然有吴三桂和赵良栋麻痹大意的问题，但也有其他偶然因素，完全归罪吴三桂不合适也没有必要。
赵良栋投到阿济格军中后没有几年就因为功劳抬旗，他对八旗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满清的节节胜利让他感到快乐和满足。以赵良栋看来，李定国只差一口气了，现在清廷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给昆明派来支援，特别是云南清军急需的粮草，不惜一切代价从两广、贵州等地火速发来。同时不要追究吴三桂的责任——当然也不要追究自己的，安抚西南清军的情绪，给李定国以最后一击。
吴三桂则显得比赵良栋平静得多。当他听说邓名诈传“便宜行事”的命令就有些惊讶，觉得这小子年纪不大手段却蛮狠辣，公开信又加强了吴三桂的这个印象：如果邓名写了一封得意洋洋、宣传战果的檄文，那么地方上清廷官吏的第一反应就是本能地怀疑。但邓名这封信的前半截只是寥寥数语，说诸多行动都是他主持的，对战果一字未提，后半截又暗示这些行动都大获成功，让接到信的人生出好奇、探究之心。
“信封上都写明了叫‘公开信’，此人并非有意欺瞒，确实是我没有多想。”吴三桂看上去一副心平气和的模样。邓名写的东西内容如此惊人，广泛传播开一点也不奇怪。此外就算没有传播到民间，仅仅为官场知晓，对吴三桂来说也够糟的了：“有了昆明的前车之鉴，我还对他如此掉以轻心，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吴三桂觉得从军事上看，云南的战局已经变得难以挽回，如果想减少损失，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放弃云南，让大军返回贵州就食。当然离开以前要对云南进行彻底的破坏，凡是不愿意迁走的百姓都要当作敌人对待，这样云南就会失去供养明军的能力。清军在贵州养精蓄锐几年，再次出击云南，可以把明军再次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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