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可以追溯到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被废黜的时候，这个事件造成的后果之一是苏联军事领导对制定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急剧增大。军人对赫鲁晓夫大规模裁减陆军极为不满，他们抓住机会，作出了加强中国战线上的军事实力的决定。随后，中方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
虽然苏联驻华使馆的人员一再说中国人不准备大打，但他们同时强调，在他们看来，中方在边境发生小战斗时有一定的策略。苏联外交官得出结论：自六四年边界谈判失败后，中国人采取了把苏方从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那些河中小岛上排挤出去的方针。针对这种情况，苏共中央指示苏联边防军对上岛的中国人进行“有节制的”反击，认为这种方针将向中方表明，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才能解决问题，进而保证中国代表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自然，与这种方针相配合，苏方大大加强了沿中国边界一线的苏联武装力量。
作为对苏联加强边境军事力量的回应和防范，沿苏联边界一线的中国军事实力也有所加强。到一九六七年，中国沿鸭绿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部署的军队人数已达四十万。
一九六八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大大加快了中苏对抗的升级，实际上使两国间的对抗达到了新的水平。对中国来说，苏联的这个举动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原因是：第一，北京特别担心，根据“有限主权论”，现在莫斯科有可能打着“拯救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号，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美国和西方容忍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事实证明，它们承认同苏联“划分势力范围”，因此一旦苏联对中国采取行动，它们有可能持同样漠不关心的态度；另外，使中国人很不安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象越南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些对他们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担心“同美帝国主义发生对抗”，明显支持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采取的方针是，一方面准备同莫斯科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竭尽全力引起全世界对苏中对抗尖锐化的关注，然后把同莫斯科抗衡的西方主导国家拉到自己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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