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杜勒斯这位曾殚精竭虑，力图使东西方间的僵持局面永世长存的外交家因为癌症而躺倒在病床上，专心致志地与死亡进行绝望的战斗时，掌管国务的缰绳终于从他手中滑脱了。
从外表上看，世界的均势并没有变化。根据条约美国仍然承担着四十二个国家的防御义务；而杜勒斯，用另一个新出现的流行词语来说，仍然是一个大有神通的人物。美国的社论作者对这位“不可缺少的人物”的“睿智的建议”和“专心致志的力量”表示敬意；英国外交部向他致意，表示“非常难过”；法国外交部对“西方所受的最大可能的损失”表示关注；波恩对拆掉了西方制定政策的车轮上的“一根辐条”深感遗憾。
但这些都不过是外交辞今，杜勒期在病床上对此想必也是会料得到的。对那些能够察辩各种征兆的人来说，心中都十分清楚，只等他离开历史舞台，华盛顿和莫斯科就会采取走向缓和的行动。埃米特·约翰写道：“杜勒斯的握得很紧的拳头”，即将被“艾森豪威尔伸出的手”所代替。
没错，杜勒斯已经属于过时的老一辈，属于由身穿燕尾服和条纹裤的外交部长们形成的那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业。他那傲慢地说教和过份简单化的“大规模报复”理论，已经由于苏联火箭的突飞猛进而过时了。
哈格蒂编纂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认为艾森豪威尔必须立足于他作为维护和平者的政绩。艾森豪威尔—哈格蒂备忘录直率地设想，外交上采取灵活态度的时候已经到来，总统必须作为一名和平缔造者居于国际舞台的中心，在联合国露面的各种场合、在到包括中立的印度在内的远在天涯海角的各地旅行中，以及在以热情接待的态度对待要他去参加与俄国的赫鲁晓夫的最高级会议和会谈这类建议方面，都必须扮演这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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