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到底，一个国家在制定有关政策时一定要谨慎，不能脱离实际，更不能过于盲目地追求形式和速度，而应该以使民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为出发点。人民群众不是政治的工具，不是政治的附庸，更不是某某政策的试验品。民众是国家的主体，社会的基石，任何政策和措施都不能凭领导人一拍脑门，以理想主义的套路来制定，否则，个人的小小失误便会带来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周恩来轻轻放下书，皱起了眉头，从字面上看，这段话没什么特别，倒是显得很精辟，很忠恳，但基于固有的思维，他认为这并不简单。难道在暗示支援越盟是失误，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认为这完全是对苏联老大哥，对社会主义的诋毁。”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有些激动地说道：“集体农庄是成功的，没有此项政策的实施，就没有苏联的工业化。在短短的时间内追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集体农庄功不可没。”
“我们要深思，要考虑，南洋联邦为何在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书。”代表团团长王炳南谨慎地说道：“是否在为什么行动作舆论准备，或者在这本书的背后还有什么别的目的。”
“我们要不要提出抗议？明天南洋联邦政府要宴请所有参会国家的代表团，那位总统肯定会赶回来出席。”
“不行。”周恩来很坚决地摇了摇头，说道：“我们凭什么提抗议？我们又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说这本书上说的不是事实？没有理由，没有证据，乱说话，乱评论是会被误解的。苏联方面还未做出回应，我们这么敏感，让别人怎么看？”
“那万一他问起我们对这本书的意见，我们该如何回答？”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问道。
“晚饭后，我们可以仔细研究一下，统一口径。原则是既不要过于生硬，也不要过于软弱。”周恩来思索着说道：“对于挑衅要据理反驳，但不可疾颜厉色……”
轻轻地敲门声响起，众人赶忙收住话题。酒店总经理走了进来，见到这么多人在开会，先表示抱歉，然后递给周恩来一个小纸条，说道：“周先生，我就在门外等候。”
周恩来打开纸条一看，立刻皱了皱眉，脸色凝重起来，抬头环视了一圈，说道：“黄总统邀请我，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克农同志共进晚餐，就在这座酒店。”
众人都吃了一惊，说曹操，曹操就到，这地方够邪性的。黄大总统刚刚返回便来到酒店宴请，到底意欲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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