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恩接过了父亲递过来的信件，读了起来。
“父亲，我在山东已经呆了快一年了，这一年里，情况变化得非常的快。我已经能清楚地感觉到战争胜利的曙光了……
……我还记得我在去年刚刚到达山东的时候，那时候情况还紧张，日本人在山东各地修筑了大量的炮楼——就是一种高大的砖木或者水泥结构的碉堡。事实上因为水泥不足，大部分的所谓炮楼都是砖木结构的。这种东西一般都有两三层楼那么高，砖木结构的强度也很有限，如果这东西是在欧洲，那简直就是自己找死。只要有一门哪怕是37毫米的小炮，甚至有一挺.50口径的M2机枪，都可以把它打个稀烂。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
游击队所能拥有的武器是非常的简陋的，我所在的队伍是所谓的‘主力部队’，但我们所拥有的最大的大炮也不过是从日军那里缴获的75毫米山炮而已，而且这些炮不但数量极少，炮弹也少得可怜，平均每门炮的炮弹甚至都不到10枚，而且还几乎没有进行补充的可能。这使得我们的战士平时根本无法进行炮术训练。而到了作战的时候，为了确保射击时不浪费宝贵的炮弹，我们的战士，必须顶着敌人的火力，将那些大炮推到近得夸张的距离，不到一百米，也许只有五十米——我敢说，再近一点，日本人就能把手雷扔到我们的跑位上。有时候我们开一炮，炸起的碎石头都能砸到我们的炮手。我们就这样保证了我们的大炮百发百中，当然，这也让炮手成了最高危的职业，我如果开保险公司，绝对不会卖保险给八路军的炮兵的。当然，我们很少会奢侈到用炮弹来打碉堡的程度，我们更多的时候，完全靠人力，突破敌军机枪火力的封锁，用一个装满了炸药的炸药包，去爆破敌人的炮楼。
甚至就连这样的炸药包，都是来之不易的。我认识一位从北京来的大学生，他带着一些人就专门负责用手工手段制造TNT，就在我写这封信之前的一个月，他在一次意外的爆炸中失去了一只手。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仅仅三天之后，我就看到他再次绑着绷带，乐呵呵的重新开始工作了。他对我说：‘只有一只手了？这不是问题，因为打小日本，一只手就足够了！’他们将这种态度称之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说实话，在山东的生活艰苦而危险，能吸引我继续在这里坚持的一个原因，大概就是在这里有这样一群高尚而纯粹的好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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