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枢确实顾不上发生在鲁南的战事了。因为那一股让袁世凯头疼不已的响马带来的问题，比起眼下的朝局，实在是不值一提。从不同渠道获知此事，并且有机会上奏掌控朝局的太后御前的大臣们，面对日益复杂的形势，都觉得这件事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打个比方，京师的问题是心腹大患，而鲁南的问题则是癣疮之疾。
京师乱局的核心问题就是已经蔓延开来的义和团，它起源于山东，成就于直隶。此时的直隶总督叫裕禄，一个典型的软弱平庸的满洲贵族。对于义和团，裕禄原先的态度与袁世凯完全一样，曾命令驻扎于天津的聂士成部严厉镇压，但后来他的态度转变了，因为是旗人，获知帝国最高层秘密的机会比汉臣大的多，裕禄“敏锐”地感觉到了感觉到了慈禧有支持义和团的意向，于是改变了态度：不是不管，但不真管，不是不剿，但不能真剿。这个态度用书面的语言讲，就是剿抚并用。其实质搁在百年后，用一个词描述就是不作为。
对于义和团来说，这就是纵容。以至于在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堂堂的直隶总督衙门，竟然成了义和团大师兄的拳坛所在地，成千上万的包着各色头巾，雄赳赳气昂昂的团众们可以自由出入总督衙门，操练他们那些神神道道的刀枪不入的神功。
到了这一步，裕禄还是有些吃不准慈禧的态度，听了一个幕僚的高见，干脆拨了二十万两银子给义和团做“军费”，让他们向局势日益紧张的天津进发。这下子将朝廷的底探出来了，慈禧竟然追加了十万两“军费”。裕禄有底了，干脆封了义和团大师兄为一品衔，坐一品官的绿呢大轿，进而把直隶总督府的军需仓库打开，任义和团取用。
天津由此大乱。
3月10日，处于焦虑中的英、法、美、德、意五国公使在北京针对义和团问题再次召开了专题会议，这是就该问题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了。大清帝国政府的屁股越来越坐到了那伙暴民一边，上帝派至中国的使者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正在受到日益急迫的威胁，五国公使们一致认为应当代表自己的国家发出更强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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