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级班子及中层班子的调整结果确实对沙成宝打击很大。
部里对胡敢的评价是很高的，这是组织的结论。还是那个杨处长，代表部里宣读了对新班子的任命，也转达了部里对北重的期望。
沙成宝有一种受到愚弄的感觉。他怀疑自己向那位在台上侃侃而谈的杨处长所说的一切已经转达给了胡敢。为此，沙成宝痛恨自己的幼稚。不由得想起流传北重官场的一句名言：相信组织是可笑的，不相信组织是可悲的。
组织可以相信吗？沙成宝不认为自己对胡敢的看法是错误的，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越来越独裁，缺少民主决策的氛围，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自以为是。最致命的是人事上的腐败（在给考察组反映时用了用人不慎的词语），表现出顺其则昌，逆其则亡的趋势。一些人用的简直莫名其妙，比如朱宏，以前就是供应处一个司磅员，既没文化（仅是初中毕业），又没水平，就因为和胡敢的儿子走的近（胡敢的儿子承包了供应处回收的铁屑），就被提升为供应处副处长，这不胡扯吗？难怪供应处的人反对声很强烈。当时自己反映人事问题时朱宏尚未被提拔，北重的一大笑柄史大春同志也未高升厂长助理。结果呢，随着胡敢再次连任厂长，北重干部使用的风气越发坏了。
果然，接下来的中层调整，杨兆军顺利上位了，自认比他优势的自己还在原地踏步。
在北重，沙成宝可以比较的就是杨兆军了。对于这次新提的四名厂长助理，严森的资历和能力都摆在那里，研究所老资格的所长李大头也不好比，史大春就更另类了。杨兆军是唯一可以与自己相比的，但他输给杨兆军了。
这次中层调整给沙成宝的打击很大。人总是很难全面地看问题，其实，新提的中层干部不乏德才兼备者，或者大部分还是优秀的干部。像史大春、孙贵、朱宏不过是少数。但沙成宝偏偏从这几个人身上失去了对北重的信心。联想到与荣飞的几次交流，第一次，也是最强烈的一次，产生了离开北重这个“坏人横行，好人难待”的土地。
自92年起，或者从沙成宝担任销售处长起，他就逐渐失去对自己效力多年的企业的信心。他的岗位让他比他人更容易接触外部的世界。与飞速发展的外部世界比，北重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沙成宝的参照物不自觉地选定了接触越来越多的联投。沙成宝悲哀地发现，无论从设备还是人员，联投如同一只直冲云霄的鹰隼，而北重则是蹒跚前行的骆驼。产品不如人家，装备不如人家，机制和体制不如人家，因为薪酬的差距，在吸引人才上更不如人家。沙成宝开始琢磨荣飞曾经多次强调的机制和体制问题，使得他在胡敢布置的一些“作业”中，开始重弹荣飞六年前的老调。也动手设计他认为合理的内部奖惩办法，希望工厂在新年度的内部经济责任制中改革现有的一些弊端。这项业务是在阎森的计划处的，胡敢将他的“论文”加批按语后转给了阎森，让计划部研究。但真正试用的很少。93年的内部分配机制几乎完全延续了92年的办法，先核定任务，各单位按照承担的任务作为计发工资的基数，处事按照分厂的平均数计发。这个办法被沙成宝讥讽为鞭打快牛的办法。如果你承担的任务多，活该，工资也是那么多（所谓的档案工资），不可能获得奖励，相反还要承担比任务少的单位更多的考核。一般而言，任务重的单位犯错的几率更高。任务少呢？也就那样了。不足任务工时70%的按90%发放工资。这算什么？没任务休息也拿工资？计划部的解释是指令性任务不是基层单位自己决定的。少拿10%的工资就是对他们的惩罚了，难道还饿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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