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星给包海生详细解释了他的想法，包海生这一任期内要格外注意体恤民生，即使无法很快拿出大的改进民生的措施，至少也要经常走出办公室，下到基层展现亲民的一面。因为包海生出身豪富之家，本身对香港贫困居民的生活体验不够，这就产生了思想上的隔阂。
包海生第一任期内出于经济原因多和杨星这样的超级富翁来往甚密，推出的许多政策被攻击为只关注一小撮富人利益，而未照顾到广大普通市民。他想要挽回形象，多出去走走，学习台湾日本政客一天之内握手千次，手都肿了还面带笑容的基本功是非常必要的。
包海生听了如醍醐灌顶，他竞选特首两次都相对容易，也就自然而然忘了西方政界的传统法宝——亲自拜票。现在杨星一提他就明白，香港实行的可是一国两制，目前政治制度还是要向西方民主那一套学习，他本想点头同意杨星说法，立马让助手安排自己的亲民活动，只是突然又想到一件事，说不得还要继续请教杨星。
他让随从离开，单独和杨星谈道：“但现在有一件麻烦事，你知道现在政府正在讨论成立《国家安全法》，你现在让我放低姿态搞亲民，会不会让本来就反对该法案的反对派误以为我态度软弱，变得更加猖狂？这部法案关系到基本法，不容有失啊！”
他这样一说杨星才想起来，前世他是从某张香港报纸上看到，当时为了通过《国家安全法》，香港政坛掀起了不小的风波。今年早些时候特区政府曾推出一份咨询文件，建议履行基本法第23条规定，立法禁止任何叛国罪、分裂国家行为、煽动叛乱罪、颠覆国家罪及窃取国家机密等涉及国家安全的罪行。
这听起理所因当，当在很多有心人曲解渲染之下，《国家安全法》的很多地方引起市民忧虑，担心出现以言入罪、因知情不报而被定罪等问题，影响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障，市民应有的“权利”被剥削，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最后更引起香港自主权移交以来对政府最大不满情绪的一次总爆发，导致2003年“七一”，发生了超过50万人上街示威的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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