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是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以法治国的秦朝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还蔑称其为虎狼之国，最重要的是秦始皇居然敢焚书坑儒，这简直就是犯了天下文人士子的忌讳，就凭这点，怎能指望编修史书的读书人手下留情。
而正是由于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强盛起来，才能吞并六国的实力，所以恨乌及屋之下，商鞅哪里还有什么好名声，连司马迁都在史记都记上一句，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不过到了现代，因于国策需要，对于一切敢于创新、变革的事迹、人物评价都是非常高的，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是大多数人都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楚质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楚质也不赞成将商鞅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完美英雄，毕竟出于时代的局限性，商鞅制订的某些法令确有些苛刻，在现代某些人看来，是祸害人民的，是历史的倒退，但是楚质觉得，今人不能用自己的目光看待古人，然后以自己超前的意识对人家横加指责。
应该要以公允的态度看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楚质认为，争辩那个法令对当时百姓是好是坏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精神，明知道积弊已深，还抱着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念头，那岂不是可笑之极。
要知道商鞅虽然被害，但新法并未被废除，可见新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连旧贵族们也在变法中受益，不然他们早就叫嚣着全盘否定商鞅之法，恢复古礼了。
相对来说，现在的范仲淹，还有之后的王安石，或者几百年后的张居正，他们实施的新政之所以都是先成功，后失败，法令全都被废除了，那是因为他们损害大多数权贵士绅利益的同时，却没有从另一方面加以弥补，新法能保留得住才怪。
固然对政治不怎么了解，或者说本身对于政治的敏感度不高，但是也不妨碍楚质吸收别人的成果，这就是身处在一个资讯发达时代的好处，就算你自己想不明白，不过听多、看多后总多少有些收获的。
穿越之后，虽明知道北宋存在许多弊端，不革新迟早会出问题的，但是变法的后果楚质也十分明白，他可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比范仲淹等那些千古名臣强，连他们都没辄，自己哪里有这种本事，所以早抱着置身事外的心思，没打算牵扯其中。
变法可是件没收益却高危险的活计，成功了也别高兴太早，因为世事无常，生前固然风光得意，死后却可能被抄家鞭尸；失败了更惨，千夫所指还是轻的，说不定哪天就成了某些人口中的民族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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