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出身贫寒，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因生计无着，带着他改嫁，过着一种寄人篱下的贫寒生活。青年时期，范仲淹在山间僧舍读书，非常贫困，将一小盆粥冷冻之后分成四块，放一点韭菜和盐，就是一天之食。
然而，在登进士第入仕之后，范仲淹的境况便顿然改变，政治地位且不说，仅从经济收入看，当他还仅仅是大理寺丞、秘阁校理这样的小官时，一年的俸禄已经非常可观，也可见宋朝对士大夫优礼政策之一斑。
自身地位的强烈反差，幼年时的雄心壮志的得以舒展，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切，造成了范仲淹浓厚的报恩思想，所以才会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河之远，则忧其君的名言。不过，范仲淹报恩，对象并不只是皇帝，而是以宋代士大夫特有的方式来报答朝廷对他的恩遇。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宋代朝廷与士大夫的关系以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而且是非常直白的诱人以功利，明确提出一个人的身分与地位是可以通过读书来获得的。
不可否认，利，对任何人都是一种诱惑，但古代的书生士子并不都是唯利是图之人，自古以来，在他们的血液里，一直流淌着一种责任意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不过，这种责任意识，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在许多时期里，使许多士大夫得不到抒展。
北宋以前，门阀士族才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然而经过唐末五代的大动荡，门阀观念基础已经非常的薄弱，五代时期王朝像走马灯似地不断更迭，不仅打乱了固有的政治秩序，打散了传统的政治组合，基本上找不到唐代政治生活中常常出现的士庶之争了。
宋朝正是鉴于历史上出现门阀制度、隋唐士庶之争、五代武装割据的弊端，加之自身是通过篡夺建立起来的，为了能够最广泛地笼络天下人，特意定下一项基本国策，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来，但谁都心知肚明，那就是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
范仲淹就是宋朝优礼士大夫政策的受惠者，所以在他的言行中，都浸透着一种浓厚的报恩思想，不过，在他心里，已不是简单地对皇帝一人报恩，而是升华到为一个朝廷尽忠尽力，为这个朝廷的长治久安而尽心竭虑的境界。
少年时期，范仲淹曾为自己的将来设想了两条生活道路，一是做良相，一是做良医，可以看出，他的两种人生设想，一是救世，一是济民，都是以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入仕之后，这种忧国忧民意识，变得更为强烈，所以哪怕宦海沉浮，屡遭贬谪，也不能磨灭他这种救世济民的思想。
或许，在有些人的眼里，范仲淹活得很累，立志救世于水火，解民于倒悬，楚质自问做不来，或者正是由于这点，他才会格外的敬佩范仲淹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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