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尽然是运气，若非大人政事达练，通敏有才，岂会得到太守赏识，委以重任。”刘仁之在旁说了句公道话。
好像是在夸赞自己，楚质矜持微笑，感觉这回接到不是件苦差事，好处反而不少，只是不知道这好处到底是什么而已。
见到楚质似乎还没有明白过来，刘仁之解释说道：“施药济民、安抚民心，乃是为官者之仁政……”
在刘仁之的明示下，楚质才渐渐了解，原来主持施药济民是一场功劳政绩，跟官员的绩效考评有关系，虽然说，每逢盛夏时季，疾疫流行，地方官员施药济民似乎是一种惯例，但惯例之所为是惯例，也就是说朝廷本身并没有要求官员这么行事。
古代升官降职，除去皇帝与当权大臣的主观好恶之外，讲究的无非是功过两字，有功必升，有过必降，最理想的时候，肯定是这样，当然现实往往很不理想，总是存在各种客观因素的阻挠，不过，按照正常情况来说，这是官场的铁律，得到天下百官的拥护。
接着问题就来了，怎么证明一个官员有功呢，特别是地方官员，不在皇帝大臣们的眼皮底下，总不能偏听偏信吧，这个时候，各地监司、御史、通政司、采风史的功能体现出来了，同时朝廷也开始制订一套严密的官员升迁标准出来。
一般来说，地方官员的职责，无非是治理地方、教化百姓、征税纳赋、督促徭役、劝农、讼狱、驿递、水利、仓库，等等，如果能能将以上事宜办得妥妥当当，井然有序，只能说得上是称职，未必有功。以这次杭州旱灾为例，各级官员努力赈灾济民，这只是他们的职责，做好了只是奉公职守，做不好就是失职，没有功劳可言，所以有些官员才会表现得很平淡，没有丝毫的热情。
在本应要做事情的基本上，做得更加突出，得到众人的一致赞扬，这才是所谓的功劳，问题在于，这个定义，界限十分模糊，就像这次范仲淹平息粮价，稳定民心，自然是场功劳，但未必能得到众人的一致赞扬，因为那些奸商肯定恨得咬牙切齿，不用指望他们说好话。
而预防疫病，施药救民却不同，疫情才不管什么贫寒富贵，谁染上谁倒霉，对于出面主持这项工作的官员，没人会说半个不字，私底下恶评也不成，不然就成为忘恩负义之辈，受众人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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