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后世来说，这个时候的集会没有领导讲话之类的开幕仪式，程序全由司仪官主导，一声令下之后，鞭炮、锣鼓瞬时响起，早就已经准备妥当的和尚、道士立即行动起来，或招起经幢，或挥舞木剑，一时之间，各种法器、木鱼、铃铛、磐磬的声响交杂，连同诵经的声音源源不断的传入众人耳中，场面确有几分庄严肃穆。
台上和尚、道士认真施展所谓的通神求雨秘法，落入楚质眼中，自然腹诽鄙视不已，权当成是在看猴戏，不过这时百姓已经进入虔诚状态，楚质当然不会把心中所想表现出来自找没趣。
楚质哲学还算合格，当然明白什么叫做历史局限性，在现在的环境下，向一群从来没有接触过物理知识的百姓讲解云雨形成的原因，古代不清楚什么是神经病，但也不妨碍人家把你当成疯子。
而历史成绩优异的楚质也明白，在中国当天才没有问题，毕竟古代从来就不缺乏天才，什么生而知之、十二为相的例子在史书上屡见不鲜，但是天才往往与悲剧相生相伴，天嫉英才、英年早逝的例子也数不胜数。
而且有哥白尼的下场在前，楚质哪里还敢表现出格啊，虽说北宋时代治学环境还算宽松，各种学术流派共存于世，理学才刚刚有萌生的痕迹，连嫩芽也算不上，思想不像明清时候那样僵化，但依然继承历代以儒治国的套路，深得三纲五常精髓。
宋朝奉行的是君权神授的国策，虽不以言论获罪，文人士子可以直讽君王得失，但从来就没见过有人指天骂地，而且楚质觉得朝中的大臣宰相甚至皇帝有时候应该觉得很冤枉，毕竟按照儒家天人感应的说法，当地方发生什么天灾人祸时，肯定是原因人间的皇帝大臣不施仁政，导致上苍降下惩处。
所以皇帝应该予以警惕，最后下个罪已诏什么的以示忏悔，当然，这个罪已诏可公开可不公开，写好之后直接秘而不宣的焚烧给上天，意思一下就行，有时候连朝中大臣都不知道诏书是什么内容，更加不用说普通百姓了，可能连这事都没听说过。
相对皇帝做做样子而言，宰相大臣就倒霉得多，以现在杭州干旱为例，如果因为官衙救灾不利，导致严重后果的话，一般来说，地方官员固然要负一定责任，但说不定这事又会成为朝中某些人可利用的机会，一旦被言官御史以此指责，轻则罚俸，若是被政敌不依不饶的攻击，或者可能会黯然下台。
法会场面热闹非凡，高僧道士认真卖力施法，底下百姓虔诚实祷告，时间慢慢流逝，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去一个多时辰，当百无聊赖的楚质在心里数到第一千零一只锦羊时，耳边终于传来司仪天籁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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