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述发表全国讲话，宣布他将致力于建设一个国富民强的大中国，建立一个公平和公正的社会，建立一个廉政高效的政府。他在全国讲话中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强国了，但民还不富。早在公元1793年夏天，英国的第一个访华使团乘坐‘狮子号’抵达中国。英国人迫切地期待着看到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黄金和绫罗绸缎遍地的国度，然而，他们最终惊诧地发现，这里不但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甚至很多老百姓没有衣服穿。与百姓贫困相伴相随的是朝廷的奢华和官员的富足：当时负责接待英国代表团的是后来被抄家的大贪官和珅——从他家查抄出来的财产总计折合白银近10亿两；彼时，中国人口占全球三分之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敏感的英国人终于发现了当时中国财富结构的秘密，原来所谓康乾盛世，只不过是一个国富民穷的盛世，一个两极分化的盛世，一个遍地贫困的盛世！当时中国的政府和官员的富足，以及普通百姓的贫困，实际上预示着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历史告诉我们，‘国强民富’不但是一个国家应该追求的基本目标，而且国强和民富也是互为条件的——只有民富，国家才能持续发展，国家才能强大；反之，如果一个政权对内表现得很强硬，敢于压榨人民；对外却很弱小，不能保卫人民的财富免受公开或隐蔽的洗劫，更不能支持人民去全世界拓展财富，这个国家的衰落也是必然的。历史是一面双面镜，一面可以照到遥远的过去，另一面也能隐隐约约照出未来。”
因为李经述的巨大威望，社会舆论也逐渐平静了，各界知识分子也积极上书，建言献策。当时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有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出生率大大增加，死亡率大大降低，加上中国人有多子多孙是福的传统观念，二十年时间，人口从四万万人猛增了一亿多人。这成了当时社会上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提出，要限制中国的人口发展。
那日，教育总长严复去总统府，讲一些学者的建议稿交给了李经述，他们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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