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最后是被杨锐用“一切为了革命！”为理由说服了，其实说服他并不是太难，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为革命疯狂的“疯子”，他之所以来只是怕杨锐太疯了而已。其实杨锐没疯，冷静的很，整件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内，至于如果结束这种疯狂也是如此。其实他在和农民讲习所那些学生上课说的东西，并没有讲完整。
一场狂热运动最先是由鼓吹者开始的，他们的言辞动摇了社会的根基，使铁门出现缝隙，而后实干家出现，把裂缝撕大，把里面的原有的制度都打碎。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另一种人就会出现，即稳定者，或者说是官僚主义者，在他们的推动下，一个完整的社会制度又将确立起来。杨锐很记得希特勒对这些人的评价：“运动吸引到的劣质人才越多，到头来党内充塞的政治攀援者就越多，致使昔日的忠诚战士再也无法认出运动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一个运动的‘使命’就寿终正寝了。”（注：ADOLPH.HITLER，MEIN.KAMPF.(BOSTON.HOUGHTON.PANY，1943)，P105。）
鼓吹者在革命还没开始，或者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完全支持革命的，不过他们的立场一般都是从人性、自由、平等出发，但是当革命进行到高潮的时候，惨烈的现实又让他们开始反对革命，这些人最后的结局要么变作当权者的鼓吹工具，要么就是不得好死；而实干家，他们投身革命之后就无法停止，革命似乎已经是他们的生命，没有敌人他们也要塑造敌人，甚至在革命完成之后，各自为敌也极为常见。如果复兴会由他们控制，那么最后的中国就是不断的革命，越到后面越加彻底。
杨锐之所以能认定自己可以控制局势，因为他不是一个以革命为终生使命的人，同时，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不会缺少敌人的，只要有敌人，那么他们的狂热欲望就将对外而不是对内。只有等二战结束，找不到敌人的时候，之前布置的那些稳定者将迅速的接替他们的位置，而这些在革命中表现的无比狂热的实干家将会迅速处理，或许是酒杯释兵权，或许是狡兔死、走狗烹，反正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走下舞台是一种必然。杨锐深信，只要他自己不疯狂，那么运动绝对不会疯狂，绝对可以控制。
打发完章太炎，杨锐还要为改变复兴会劳神，在他看来，会内培训的掌控是一，宣传系统的掌握是二，这两者都是重要武器。忠诚的会员并不是吓出来的，而是哄出来的。所以，白天在给农民讲习所的教师上课，晚上他又要指导宣传部的改组事宜，反正他是很忙，家中娇妻也没空享受。
幽闭的会议室内，王小霖、柳亚子、邓实、还有来自通化的范安都在向他汇报整个会刊的改版工作，王小霖就宣传部诸事想杨锐汇报：“目前，我们讨论下来，认为以后的宣传原则如下：一，革命性第一。报纸杂志也是革命工具的一种，世界上绝不存在超越党派的客观报道，我们创办的报纸无可争议的是反应复兴会政治路线的会刊；二，反对‘虚假真实性’。新闻宣传的真实性必定要和革命立场结合起来，任何的‘真实’都必须置于革命立场之下。尽管有些事实是真的，但是它只是一种表像和假象，所以，这种‘虚假’的事实不能报道；三，新闻的快慢也必须以革命的利益为准则。新闻该快的时候就应该快，该慢的时候就应该慢，一切以委员会和审查机构为准；四，建立新闻保密和分级阅读原则。普通百姓、干部、高级干部的阅读的内容要有不同。会刊以后将分为三种，一为参考消息，二为中华内刊，三则是已经复刊的中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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