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报告上提及的是第三条工业化道路，也是最为客观现实的道路，这基本解决了工业化之后产品卖给谁的问题；而斯公模式，那产品根本不存在卖，那是直接计划分配，这也就是说，要想实施五年工业计划的政经体制必须是极权模式，不然根本无法做到按计划分配，这也是杨锐不选择这种模式的根本原因，谁让他当年决心革命的时候选择的不是麦克斯主义呢。
只是中国农民的购买里太弱小了，记得十年前在东北的时候，一头不到三十两的小牛很多农民都买不起，哪像美国农民那样有钱，又是拖拉机、又是福特车。现在柴油机的成本已经压到最低了，不计任何利润、折旧、计提，四匹单缸柴油机机体的物料人工成本在十两以下，但喷油泵每一套成本为四十三点七五两，转上轮子、车架等配件，一部小型手扶拖拉机成本超过一百五十多两。这么贵的拖拉机，谁买得起？农业机械化行不通，只能是农业化学化，这是完全可行的，但只有这一种办法吗？
陶成章的报告作完，在座诸人鼓掌之余，杨锐问道：“焕卿，你说要么是农业机械化，像美国；要么是农业化学化，像法国；难道就没有第三条出路了吗？”
杨锐的问题切中要害，世界之大，难道就真只有这两种模式吗？是以他话语刚落，各部的官员都看向陶成章，他略略细想，道：“还有一个国家是在这两种模式之外的，那就是丹麦。丹麦也是地少人多的国家，其运用机械却很多，虽然那里牧业很发达，但也能证明农业并未只有机械化或化学化这两条路可走。不过，”陶成章特意看了学部尚书蔡元培一眼，很无奈的道：“丹麦的模式，我姑且称之为农业科学化，但这要求全民的素质到达一定的高度，在教育没有普及、国民素质没有提高之前，我国实行农业科学化根本不可能。”
‘啪啪啪啪……’蔡元培的掌声最先响起，虽然还没有轮到他做报告，但明显他已经按捺不住了，他忍不住道：“之前建设五十六个项目时，财政是向军事倾斜的，现在战争结束，是不是要以教育为重点，开始普及小学教育？”
之前所决定的初小教育市场化，实行下来虽有问题，但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可道德洁癖的学部官员总觉得这有辱斯文，对这种教育方式的评价很低。可杨锐只看结果，督察院下属审计局的报告对教育市场化则多有肯定，认为初小教育市场化充分调动了社会资源办学，而不完全依靠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使师资力量的压力大为减少；
同时，从经济收入上看，师范毕业生因为执教高小和高中，社会地位、工资收入都能让人满意，而废科举后的那些秀才童生，以及那些留日学生，终于不在无所事事，有了一份正当职业。考出一个初小毕业生虽只给七两银子，可实际上学生家长年节时多多少少还会送一些粮米鱼肉，这就使私塾老师的收入比之前估计的好得多，乡间没有出路的读书人对此趋之若鹜。真要说什么缺点，那就是那些旧士子多信儒家，教的多是千字文论语之类，待到考试的时候才教授学部指定教材，这也算是儒教信徒对政府的一种软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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