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狗屁大师”之语明显是语有所指。开国前就对高等教育做了规划，可两年下来，大学毕业生才一万出头，离之前目标差好一大截。这里面有客观因素，比如学生人均教育费不够、教授不够、校舍建设未完等等，而主观上则是学部担心毕业生太多影响就业。
杨锐对此原本信以为真，可当月前看到学部呈递上来的皇家科学院院士草拟名单时，他忽然有些明悟，那就是学界似乎有学阀横行的征兆。杨锐质疑名单上为何有那么多文科类院士存在，蔡元培的回答是说这人是某某大师，那人又是某某大师，听得人很是不爽，特别是梁启超还列入其中，是以他将这名单永远给“留中”了。
大师之称，泛滥于民国。为何民国出大师而后世不出大师？以前杨锐不知，但现在身处此间，却不由质疑每年大学生毕业万余人、留学生当成宝的高等教育环境下，那些大师的含金量有多高？再则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中西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就世界而言，这又是科技大爆发的时代，在这么一个灿烂的时代，还只出一些文科大师，真是让人脸红。
中华不是民国，不需要那么多大师，也不会每年只有几千人大学毕业生。带着后世的残念，杨锐认为总有一天大学毕业生人数要达到五百万，而当下，他认为每年最少要毕业二十万名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将进入工厂一线，或成为基层技术/管理人员，或带着一班技校生，成为工人班组长，要想做到高层，那就拼命、拼才、拼爹吧。
杨锐说完狗屁大师，蔡元培应付了几句就告退了，待到下午下班前学部将计划重新调整再送过来时，来的只是蒋维乔，蔡元培没来。
“孑民呢？”拿着修改好的草案，杨锐看着蒋维乔问。
“孑民说困了，先去睡了。”蒋维乔目光有些躲闪，他支吾后忙把话题转入草案：“我们重新做了一个规划，大致是这样的：初小每年一千万人，学制三年，每人每年三两，但考虑到市场化削减了成本，预所以预算定在八千万；高小每年一千万人，学制两年，每人每年四两，预算也是八千万；初中定的是每年三百万人，学制两年，每人每年五两，预算三千万；高中每年八十万人，学制三年，每人每年十两，预算两千四百万，技校每年八十万人，学制三年但只算两年，每人每年十五两，预算两千四百万。”
蒋维乔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再道：“大学生，每年十万人，学制四年，每人每年四十两，预算一千六百万；博士硕士每年两万人，这个只能算每人费用，综合考虑下来，每人平均费用定在一千两，预算为一千万；留学生每年选送五千人，考虑到有些人还要读博士和硕士，所以每人的费用平均定在三千两，预算为一千五百万，这样累计为两亿七千九百万两，剩余的两千一百万两将用于皇家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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