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集体主义和传统文化压制我们，依据是什么？怎么一个压制？”赵枫林没让冯喆继续，追着说道：“在历史长河中，儒家以‘仁’为本，崇尚仁者爱人，孔子‘以国为礼’，为政在人，孟子以‘仁政’为倡导，‘唯仁者宜在高位’，荀子‘隆礼而重法’，认为‘有治人、无法治’，这都是很开明的思想，就算在今天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华夏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不是随便的一说就能被抹杀的。”
赵枫林的话一说完，冯喆看看教室里众人的表情，接口道：“诚然，我国在先秦时代就百家争鸣，法家、墨家、道家、儒家以及各种学派交相辉映，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瑰丽的色彩，但是最终都表面归统与儒家，成了执政理念，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行政’，千百年来国人只有被奴役，被专制，也根本不存在什么行政，非要说行政的存在那是在粉饰、在为统治者辩护、在给自己脸上贴金——就像赵枫林同学说的，历代统治者他们所钟爱的所执行的都是人治治人，而不是法治，大家都知道，人治和法治是有根本的区别的，可以说是水火不容的。为什么？因为完善的法律和规章只能让老百姓有法可依，从而不能让君主出口即宪、即律、即令，让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导致会削弱他们至高无上的威信。”
“国人在几千年的苦难中习惯性的将社会的健康发展生活的幸福全都寄托在开明的君主和领导人身上，这还是人治，与行政与法治无关，从而社会的有序和谐发展就是一个空谈，必将陷入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君王贤能而国家昌盛，君王昏聩而国家颓废。而长久以来，在潜移默化的文化和道德约束下国人都养成了一种俄狄浦斯情结，就是恋母情节，在家里依赖、在外总在找寻一个类似于母亲那样疼爱自己的人，这绝不是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友谊与欣赏，这种关系最终的盘根错节，纠缠不清，形成了这个帮那个派，从人数少到人数多的都在寻找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妈妈’，所以说我们时常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这本是好事，但潜意识里都在找那个‘家长’，以至于有人批评说我们头上的辫子剪掉了可是内心的辫子却依旧的疯长，遇到问题碰到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有没有雄厚的人力财力人脉支持而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能怎么走出困境。在这样的历史大家庭中所有人为所有人操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是你的事，这叫众志成城，也叫乌合之众——我会为你负责，同时你也要为我负责，否则你就是坏人，否则我就会充满愧疚，这是道德绑架，而且大家不能分离，不能袖手旁观，因此又拐回我刚刚说过的，对国人来说个人的自由就是对大家庭的背叛，这个共性容不下个性。”
“历来我们国家的美都是含蓄的、深沉的、或者说是压抑的，委婉的，包括爱情都是完美的少而悲剧的多。为什么？因为爱情是一个成熟个体的自我实现，意味着独立，而且实现自我价值独立自主意识的爱情意味着对家庭更是对‘家长’专制的背叛，在婚姻中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我们都崇尚文艺作品中主角身上纯真、诚恳的东西，这个主人公要为了所谓的公平和正义赴汤蹈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完全一种我为人人的姿态，这就是我们心中美化的‘救世主’，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要期待出现那个救世主？一旦有一个遇事首先想到自己的人物出现，观众就自觉的将这人列入‘坏人’那一类的阵营，因为什么？因为这种人太自我而不热衷于为大众服务，那就是对利益团体的侵犯。正是因为有‘伟大’‘献身’惯性思维的制约，我们热衷于看待诸如刘邦这个成功者为小人，而看待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个失败者为英雄，但刘邦就没有了可取之处？我们都喜欢那种贤妻良母型任劳任怨的女子为妻而唾弃为了自己高兴就让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可褒姒到底哪里错了？却没人更多的关心周幽王和他所代表的统治阶层如何昏聩荒淫，能否治理好国家和倾国倾城弱不禁风的女子何干？但是事实上没有褒姒这种妖女一样的人物出现文艺作品就完全的没有了情节冲突和故事发展性。这就是一个矛盾。”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