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恶疾缠身的国民政府全无好感，从中国乃至亚洲人民任重道远的抗日大业出发，夏树还是果断命令爱尔兰政府迅速与苏俄方面协商建立空中和陆上转移通道的相关事宜。与日本签署停战协定一事致使苏俄受到欧美国家的强烈指责、抨击甚至是制裁，但双方终究还没有到撕破脸皮的程度，俄国人欠的一屁股军火债也还是要还。既然爱尔兰人提出要求，他们顺水推舟地以每月400万爱元的高价将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大型军用机场租借给爱尔兰军方，并且允许爱尔兰的车辆通过苏俄边境前往中国，条件是相关人员补给在苏俄境内的运输必须租用俄方的交通设施和火车汽车，所需费用六成在欠款中扣减，四成由爱尔兰政府支付现款。
对于俄国人趁火打劫的行径，夏树一点都不觉得惊讶，他留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给爱尔兰外交官员们跟苏俄政府各种讨价还价，然后让爱尔兰军方在这一周时间里调集相关人员装备。期间，爱尔兰政府与国民政府几经协商，以外交协议的方式敲定了爱尔兰帮助中国军民进行大转移相应的权利义务和各种约束条件——除对几处细节提出了修改建议，处境糟糕的国民政府言无二价地接受了爱尔兰方面提出的所有要求。
1945年9月12日，随着第一批爱尔兰军机抵达苏俄位于哈萨克斯坦南部的红十月空军基地，代号“火种”的跨境大转移行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两天后的黄昏，成都南，新津军用机场。在众人翘首以盼的注视下，3架喷涂着三叶草徽标的He-28型双发运输机出现在视野当中，它们作为西方同盟国官方援助行动的先遣队，任务是勘定空中航线并评估全程的技术风险。此外，随行的爱尔兰技术人员还将全面评估中方机场的硬件设施，以确定现有的机场跑道能否供体型庞大的IK-40B安全降落。
这个时空的新津机场，早期同样是地方军阀为组建空军而开辟，抗战爆发后逐渐成为国民政府大后方的重要航空基地，中日停战期间，这里还短暂地成为了一座繁忙的商业航空港。中国政府迁都重庆后，以志愿者名义参加抗战的欧美航空部队有相当一部分常驻于此，抵御日军对重庆和成都轰炸。三年来，已有上百位欧美飞行员在抗日战场上血洒长空，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留在中国的欧美志愿者从最多时的两万多人减少到了目前的四千余人，其中飞行员不足150人，而中国政府当前可用的战机更是不足百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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