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人之间都有不同的立场。
立场不同，做出的判断也就不同。
在产生矛盾后，你明明已经做出了让步，别人却往往并不领情，不依不饶还要纠缠下去，最后爆发激烈的冲突。
“土改”工作队遭到冲击，楚军没有追究闹事者和幕后指使人的责任，只把几名死者定义为制造骚乱的暴徒，已经大大让了一步。现在毕竟是国难当头的时候，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才是最佳的选择，和整个士绅地主阶层撕破脸，窝里斗，对抗清大业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士绅地主们却不这么想。
在他们看来，楚军的态度非常强硬，摆明车马还要坚持进行“丈田”，这是硬从大家身上剜肉，是可忍，孰不可忍？！
士绅地主被激怒了，义愤填膺。
在农耕社会里，士绅地主是构成社会基础的一角，而且是最为粗壮有力的一角，整个文官系统就是他们的代言人，多年来盘根错节，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生态体系。文官内部虽然党争不断，但遇到外部压力时，又会立刻团结起来，拼命捍卫自己的利益。
在刘婶一家的案子上，哪怕是楚勋集团内部的文官，也不敢公开表示对楚军的支持，像章旷、许秉中这种同情楚军的官员，更是谨慎地闭上了嘴巴，暂时两不相帮。
连着几天，长沙城里串联不断，各方人物粉墨登场，文庙、书院、学宫里每天都有大批的士子集会，缙绅们也纷纷参与，像王夫之一类的官员还亲自去捧场，大家在一起针砭时弊，有人慷慨激昂，有人痛哭流涕，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楚军。
在有心人的挑动下，几名举子秀才写了一份“上当今皇帝书”，召集数百名士绅联合署名，准备一起游街送到湖广总督衙门，请章旷代奏隆武帝。大明还从未有过普通人向皇帝联合上书言事的先例，只要这件事闹出来，不管最后结果如何，都会震动天下，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混乱。
关键时刻，楚军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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