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的保证并非信口开河。
在他拜见王安石的次日，两府即向王安礼与李宪下达了密令，严禁边将向李秉常部挑衅，并告知二人，若西夏得知大行皇帝升遐欲遣使至汴京吊哀，可以接纳其使者，同时，允许秉常派遣使者至夏国王陵祭祀。
强硬的对夏政策，在赵顼死后，终于开始松动。但这一切却只能秘密进行，尽管人心转向，厌恶战争的情绪开始流行，但是石越与司马光都不能不顾忌许多士大夫的另一种情绪——对大行皇帝赵顼的怀念与维护。
儒家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圣人之言。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就改变他的政策，不仅会触怒反对者，便是那些支持者，在心里面也会犯嘀咕。今日的石越，可不能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来，这不仅会激怒王安石，而且更是否定了自己——这无疑是因小失大，如果他这么做，朝野中原本支持他的许多士大夫，会将他看成是只会迎合上意、反复无常、背叛赵顼的小人。
于是，在下达这道密令的同一天，诏旨颁布了对王安礼与李宪的奖赏——前者加枢密副使，后者追叙其过往之军功，封武功侯。
说是安抚也好，说是贿赂也罢……其实这样做用处并不大，对于李宪倒不必担心，他自然会心领神会，但以王安礼的身份地位，只要他在安西府，与西夏接洽便不可能瞒着他——尽管王安礼并不是那种迂腐的士大夫，尽管王安礼也贪财爱色，在意功名利禄，但王安礼始终是个士大夫。若是不幸他反感此事，那区区一个“枢密副使”，是封不住他的嘴巴的，他毕竟是进过政事堂的重臣。
然而，不论怎么样，做了总好过没做。这亦可以当成石越对王安石同意出镇杭州的一个小小的回报——王安石当然不屑于这种交易，可石越亦不会笨得竟将此宣之于口，自取其辱。
他只要恰如其分地表露出自己的善意便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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