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病情让两府大臣忧心忡忡，自十七日琼林苑之宴，直到七月二十日，太医们叩破了额头，再也不肯让赵顼迈出殿门一步。这对宋朝政府的运转来说构不成太大的影响——宋朝的政治传统与新官制的精神，都不太需要皇帝处理具体的庶政，皇帝只要掌控高级官员的任命，充当最高的裁决者便够了；但是，皇帝健康与否，依然关系到政局是否稳定。两府宰执大臣经过商议后，决定不顾各国使臣在京这一事实，公布皇帝的病情。这一看似极为自信的举措，其实已经表露了宰执们的担心——他们害怕皇帝病情恶化，突然驾崩，若不事先公布病情，就可能引来许多的猜疑，对于以后的朝局十分不利。
而紧接着，又有两种流言开始在汴京流传。第一个流言，是据说太后与皇帝正在给太子寻找老师，太子赵佣很快便要出外到资善堂读书。这个流言流传很广，很快引起了许多官员的注意，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太子的老师，人人都知道这是飞黄腾达的捷径。而另一个流言，却只有极少数与禁中的内侍关系密切的官员才知道——据说，高太后属意的资善堂直讲，是白水潭学院院长、《汴京新闻》总编桑充国，以及白水潭学院明理院院长程颐。没人知道这个流言是何处传出来的，但人们都相信它与禁中的内侍有关。这个消息是如此重要——若皇帝驾崩，不到十岁的太子继位，高太后便会垂帘听政。迎合高太后的意思，是博得太后好感的重要方式。而且，这是不要担任何风险的——桑充国与程颐可以说是当今天下没有做官的儒士中，声望最高的两个人。他们道德高尚，掌握着清议的力量，学生遍布天下朝野，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两个人当资善堂直讲，品德、才华、资历，都不会有任何质疑。
那些官员之所以没有立即上书举荐，仅仅是因为皇帝没有明发诏旨。得了风疾的皇帝，精神格外的脆弱，而且也似乎更容易动怒——三天之中，他惟一处理的朝政便是，不顾司马光等人的反对，接受了一直告病的文彦博的辞呈，让文彦博以太傅的身份判应天府，拜韩维为枢密使。
这不是一次平常的任免。权力格局的脆弱平衡，随着皇帝暴得风疾，文彦博的出外，已经开始破裂。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这个时候，皇帝没有明发诏旨要替太子选师傅，你却不知好歹地上书，这不明明是咒皇帝死吗？
但这个沉默却并没有更久地维持下去。
二十一日，去西京濮安懿王陵园献祭回京的金紫光禄大夫、景城郡公赵仲璲上表，请皇太子出外至资善堂读书，并荐布衣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
赵仲璲是现任濮国嗣王、宗正寺卿赵宗晖的儿子，皇帝赵顼的堂兄。因为赵宗晖年老体弱，赵仲璲近十年来，受诏担任祭礼之职，在宗室中辈分虽然不是很高，却德高望重。说话极有分量，新官制后，宗正寺卿一直由英宗的兄弟们依次接任，但此时实际主持宗正寺事务的，却是赵仲璲。因此连皇帝也要敬他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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