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南方人，不习惯干冷的北方。因为认识沥川，我喜欢上了北京。毕业的时候有去上海的机会——其实上海才是我真正的老家——我都放弃了。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整个北京城都弥漫着沥川的气息。一别多年，每当我路过一个星巴克，或者闻到熟悉的咖啡味，都会心头忽乱，莫名地紧张，以为会再次遇见沥川。现在，我即将离开温州，因为见到了沥川，我又对恋恋不舍。
René说，在瑞士小镇的街头散步，会有老人上来和你说话，听不懂的语言，请人翻译了才明白，老人只是想和你握握手，并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过十字路口，为让一个不识路标的行人，汽车会猛然刹车，停在离你十尺的距离。在美国，同样的情况司机早就破口大骂了，而瑞士人却会好脾气地向你笑一笑，挥挥手，给你让路。“Swiss people are freaky nice!”
除了沥川，我唯一认得的瑞士人就是网球名星罗杰·费德勒。我觉得沥川的笑容和费德勒非常相似：很温和，很善意，很谦逊，没有狂喜的姿态；有一点点保留，有一点点羞涩。
中标的当晚，大家去了这个城市最豪华的酒楼庆贺。很多人都喝高了，René喝了半瓶五粮液，喝趴下的有包括张总在内的五、六个。只有沥川在霁川的严格监督下滴酒未沾。除了服务员，我是这群男人当中唯一的女人，大家动不动就把我当秘书用。据说以前的朱碧瑄也是这样。我得提前到场安排菜单，和经理谈酒水的价格等等。虽然我也爱喝酒，但在这种场合下发酒疯是不合适的。我只喝了一杯干红，非常节制。
吃完饭，喝趴下的人全被出租车送回了宾馆。没喝趴下的留在KTV包房K歌。我可不想挤在一大群半醉的男人当中给他们当免费三陪，于是就说有点犯困，担心明天会晕机，想早点休息，和江总打了个招呼后溜之大吉。
我从洗手间出来，在门口碰见了沥川。
“你回宾馆吗？”他问。
“……不回。”
“要不要叫辆出租车送你？”
“不用，我散步回去。”我穿着一件羊毛短裙，裹着一件很厚的披肩。温州的冬天其实并不太冷。
我的眼睛依然是两个核桃，看他的表情也还是一副一触即发的样子。
他没有坚持。
酒店的门是那种金色的不绣钢“十”字大转门，推起来非常沉重。我悄悄地想，沥川的腿不方便，走这种转门会很吃力。所以走到门口时我突然说：“等等，还有别的门吗？我不喜欢走这种门。”
“Claustrophobia （幽闭恐惧症）？”他转身问我。
“不是……”
目光一个来回，他就猜到了我的用意，策杖径直地走进门去。我尾随而至，将转门轻轻拉住，不让它转得太快。他的行动在转门中果然有些迟缓。不过，他很快就出来了，我也很快跟了出来。走到露天的台阶，他对我说：“以后像这种情况，让我走在前面，行吗？我是男士，门很重，理当由我来推门。”
“不说是，女士优先吗？”我反问一句。
“如果门已经转动了，你可以先走，我来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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