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骜当然是略懂“行为经济学”的——至少比如今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了解,摆摆龙门阵没问题。
倒不是他前世靠坐地铁听“得到”就能学得多好,纯粹只是因为直到80年代末,“行为经济学”都不是什么主流的显学。
这个流派很是沉寂了几十年,直到华尔街被门口的野蛮人草得欲|仙|欲|死,民怨沸腾,这门学科才重新主流起来。
对于仇清遇到的问题,顾骜当然可以直接报答案,但为了确保对方能听懂,他只能先铺垫一些例子。
顾骜先定了个基调:“你制定文件时,主观上觉得‘中国人抠,外国人大方肯消费,所以给外国人免票综合来说赚得更多’,这个思路就很粗暴,也伤人,难怪会被别人攻击。要想应对,你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制度设计,而是真心改变你自己的认知,然后才能谈制度。”
仇清的表情微微闪过一丝“对教条主义的不屑”,似乎误会了:“老弟,咱务虚的能不能以后再聊?我们是办实事儿的人。”
顾骜一抬手:“不,我说的一点都不务虚。因为‘中国人比外国人抠’这个立论就是站不住脚的,你听我说完。”
仇清只好收起不服:“那我恭聆高见了。”
顾骜:“我问你个问题,如果现在有两个苹果,好吃的苹果一块钱一个,难吃的苹果五角钱一个,你会吃哪个?”
仇清嘴角一抽:“……都不吃,苹果最贵一角钱一个。”
顾骜无语:“你要理解我说的重点——好吧,就好吃的一角钱,难吃的五分钱,你吃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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