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治国理念的根本区别，将所有与本国相似经历的国家看作朋友，以无产阶级利益和共产主义精神为出发点，对他们予以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从国家利益考虑，对这些国家区别对待。
黄历轻轻摇了摇头，说道：“如果我不是南洋联邦的总统，我可能会对他们有所同情。但事实上是，印尼共和国一直将全部东印度群岛视为他们的领土，而且犯下了屠杀华人的罪行。在国家利益面前，是容不得温良谦恭让的。为了南洋华人能够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家园，我必须对印尼共和国进行打压，不使华人这个群体受到印尼人的统治。历史上南洋华人所受的苦难太多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更是付出了血的代价。而印尼共和国的领导人呢，日本人占领期间，他们在忙着和日本人合作，组织伪军帮日本人维持治安，看押抗日嫌犯，如果在中国，他们与汪精卫、周佛海一流，又有什么区别？”
这是一个事实，苏加诺和哈达尽管极力想淡化这一点，但却难以否认他们在日本占领期间的所作所为。或许印尼人认为他们是巧妙周旋，为争取独立而委曲求全，但在华人的观念中，这种行为就是汉奸，地地道道的汉奸。
“为了国家利益，是否可以不择手段？”王稼祥反驳道：“贵国与殖民者合作封锁绞杀新兴的印尼共和国，这恐怕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多国家的反对吧？”
黄历微微一笑，淡淡地说道：“是啊，苏联就反对，并卖给印尼共和国武器，可惜这种图谋被我国粉碎了。为了所谓的名声，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就象刚刚结束的二战，中国是战争持续时间最长，受到伤害最重的国家，但除了胜利者三个字以外，什么也没得到，日本呢，除了背上失败者的名声，损失并不大，对发动战争的反省和教训也并不深刻。”
停顿了一下，黄历继续说道：“另外，贵国的宣传上一直强调什么一衣带水，中日友好的言论。可见并未深入研究日本人的民族特性，以及中日交往的历史，没有识破日本人的伪装。而历史与现实非常明确的证明，中日友好的提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自欺之谈。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没有任何记载证明有日本人救中国人的事情，倒是有不少中国百姓抚养战后被父母遗弃的日本婴儿的事迹。在南京大屠杀的几个星期内，没有证据显示有任何日本人救过任何中国人，倒是有一个德国纳粹党员叫拉贝的实在不忍看日军的兽行，感于当地人民平日对他的友善，保护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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