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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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一十九章 来自北京的震动(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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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政变并不只是给了黄历谋利的机会,而是影响到了整个亚洲,或者说东南亚的局势。在当时是没有人预计到会有如此大的影响的,美英正在为印尼军方“势如破竹”的清党行动而欢欣鼓舞,美国驻印尼大使甚至在一份报告中乐观地指出:“印尼共产党的政治势力已经溃不成军,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元气……共产党遭到大规模屠杀,已走上绝路。”

但来自北京的震动,却在印尼政变后猛烈起来,波及到了几乎整个东南亚。与外界观察家猜测得相反,当印度尼西亚党被镇压,数十万党员和左派分子被杀害时,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并不是过于悲痛,反而是很高兴,因为从他的“辨证观点”来看,这是件好事,这样一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只好“上山”搞武装斗争了。

60年代上半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利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亲共立场,建立统一战线扩大势力,一度声势很大。而毛泽东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迟迟不愿开展武装斗争便有不满,现在印尼共的失败,更加证明了苏修和平过渡与议会道路的破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只有坚定不移地把他的思想,即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道路,才“一定能够夺得最后胜利”。

鉴于印尼共的教训,中国开始积极支持泰国、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共产党建立武装,开展武装斗争,“革命输出”成为了国家任务,中国开始四面出击!

正如黄历所分析的,“革命输出”本身并没有错,美国在这样做,苏联在这样做,甚至南洋联邦也在向亚共体成员国进行着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只不过一是要量力而行,在保证国家内部发展和需求的前提下进行;二是要区别对待,不要四面树敌,手段也要灵活。

然而,中国显然不是这样,不管是友好国家,还是不友好国家,一概进行“输出革命”。应该指出的是,在国际政治中一个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民族、自然资源或者宗教等等的原因,支持他国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在西方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中都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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